被告：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廣州市信托投資公司同福證券業務部(下稱同福證券部)。
被告：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廣州市信托投資公司。
1994年5月16日，原告朱麗云持身份證、股東卡和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存折與被告同福證券部簽訂了一份“證券交易協議”，該協議書上留存了原告的身份證號碼及深圳、上海股東卡號碼等。此后原告在股票交易的過程中認識了股民楊某某，并常帶楊某某進大戶室。在此期間，楊某某偷看了原告的個人資料，隨后，楊某某憑所盜的資料偽造了原告的身份證，上海、深圳股東卡，于同年7月26日到中國工商銀行開設了一本銀行存折，以原告名義與被告同福證券部簽訂一份“證券交易協議”，并辦理了電話委托項目。1994年7月28日下午1時46分，楊某某用假的身份證、股東卡將原告的保證金129000元轉入其冒名開設的中國工商銀行帳戶，隨后分二次將該款提走。2時左右，原告下單給同福證券部的工作人員準備買入股票時，被告知保證金只剩下800多元，方知出現了問題。2時8分至2時10分，楊某某用電話委托又將原告遼房天15000股、川長鋼8900股、粵富華3500股三只深圳股票盜賣，用回籠資金買入界龍實業3100股;2時38分，楊某某又將該3100股界龍實業及原告原有的5000股重慶萬里賣出。案發當日，同福證券部向公安機關報了案。次日，楊某某再去提款時，被有準備的公安人員抓獲，追回被楊某某提走的保證金129000元和拋售股票所得款143230元，共272230元。1994年10月27日，公安局將上述款交還原告。案發后，深圳、上海股票綜合指數不斷攀升，由1994年7月28日的96點、339點升至9月13日最高點225點、1033點，退還款的10月27日回落至159點、703點。原告的身份證、股東卡與楊某某偽造的假身份證、股東卡的照片、地址、有效日期、簽發日期、代碼位數、電話號碼位數等均有不同。被告同福證券部是經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批準，具有獨立財產、能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被告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廣州市信托投資公司是其上級。
原告向廣州市東山區人民法院起訴稱：由于被告的過錯，致使我的保證金被他人轉走。發現問題后，我當即向同福證券部請求馬上把余款和股票凍結，但該部沒有采取凍結措施，致使我的所有股票在中國股市最低潮的時候被盜賣，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要求二被告按1994年7月28日被盜賣股票數價和1994年9月13日股票升至最高價之間的平均價減去已退回的盜賣款，以及因保證金被轉走不能下單買進股票而造成的損失，共計賠償人民幣239141元。
二被告辯稱：1994年7月28日下午2時許，原告遞單準備買入股票發現問題后，我們立即趕到工商銀行擬采取措施，但為時已晚，案犯已在10分鐘前把款提走。與此同時，根據資料顯示，案犯已將原告深圳粵富華、遼房天、川長鋼等幾個股票賣出，并用賣股票的錢買入上海界龍實業股票3100股。經與上海證交所取得聯系，連夜部署了一個抓獲案犯的計劃，次日，將前來提款的案犯抓獲，并把129000元保證金及拋售原告上海股所得的款項143230元全部退回。原告的身份證、股東卡號碼等資料是案犯在其身邊偷窺分多次記下后偽造的，原告的保證金、股票被盜賣，其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原告的訴訟請求無理無據，其本人應對自己的過錯承擔責任。要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審判」
廣州市東山區人民法院認為：案犯楊某某多次利用與原告留存的資料有明顯漏洞的假證買入賣出股票，從不同的開戶行提款，并利用與身份證照片不同的其他人去簽協議等，被告同福證券部均無發現，說明其對“三證”(身份證、股東卡、股東資金帳戶)的審查是不嚴謹的。同福證券部在發現原告的保證金帳戶和股票出現異常后，亦無依職責立即向登記公司或交易結算中心提出凍結要求，工作上存在一定的疏忽大意和過失。但其在事后能準確判斷，對及時破案追回款項起到積極作用，挽回了不必要的損失。鑒于案發后股票指數不斷上升，確有原告的一定預期收益，故被告同福證券部應對自己過錯造成原告的損失給予適當的補償。原告在股票交易過程中，不注意保密個人資料，給了罪犯可乘之機，亦有一定的過錯。同福證券部是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所產生的后果由其自行承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的規定，于1995年10月12日作出如下判決：
一、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被告同福證券部支付4萬元給原告作損失補償。
二、駁回原告的其它訴訟請求宣判后，同福證券部不服，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稱：證券商僅登記客戶的身份證號碼、股東卡號碼及簽名，其它家庭住址、電話號碼、領息代碼等資料均不是必要記載事項，也不是法定審查事項。因此，我們無法根據這些內容進行審查。被上訴人發現保證金被轉走時，其三只深圳股票正在委托賣出，處在“買賣凍結”狀態，無法進行“事故凍結”，故我們不存在疏忽和過失。被上訴人向案犯泄露關鍵資料，也有過失。原判決判令賠償4萬元，缺乏依據。原判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不當。
朱麗云辯稱：同福證券部不按章辦事，造成我的損失，理應承擔賠償責任。我沒有泄露資料，是案犯楊某某偷看我的資料，造成損失責任不應由我承擔。一審法院僅判決賠償我4萬元，遠遠不能補償我的損失，且我的股票多次被人買入賣出，所交的手續費和稅費都應計入損失。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進一步查明：1994年7月29日各股票價格均低于7月28日。案涉買入賣出遼房天、川長鋼、粵富華、界龍實業、重慶萬里的傭金、印花稅、過戶費合計2510.61元，129000元保證金從被盜提至發回日止的利息3870元，全部損失共計6380.61元。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上訴人疏于保密，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對造成經濟損失有一定過錯。上訴人對犯罪分子所持假證件審查不嚴，亦有過錯，對造成糾紛負有相應的責任，對被上訴人的損失應予賠償。被上訴人的實際損失有：被盜賣股票所交納的傭金、印花稅、過戶費以及保證金被非法轉走不能獲取的銀行利息。被上訴人以股票1994年7月28日的低價與同年9月27日之間最高價的平均價為其損失不合理，原審判決不予認定是正確的。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但認定損失數額及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不當，應予更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于1996年7月17日判決如下：
一、維持原審判決主文第二項;
二、變更原審判決主文第一項為：接到本判決之日起10日內，上訴人支付6380.61元給被上訴人作損失補償。
「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四個問題：
一是本案法律關系的性質。首先，自原告朱麗云與被告同福證券部簽訂《證券交易協議》時起，二者之間就產生了委托代理的合同關系，雙方各自享有協議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如雙方對交易密碼均有保密的義務，被告對原告委托的交易有嚴格審查“三證”(身份證、股東卡、資金帳號)的義務等等。本案中，被告同福證券部未能嚴格履行審查“三證”的義務，即未能按約定要求履行義務，構成違約，依法應承擔違約賠償責任。另一方面，由于被告未能嚴格審查“三證”，致使案犯楊某某利用假身份證、假股東卡等辦理了 “電話委托交易”，利用假委托提走了原告的保證金，盜賣了原告的股票，造成原告的經濟損失，依法應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這種因被告實施某一違法行為符合多種責任形式的現象，稱為責任競合。在這種情況下，原告有多個請求權，既可提起違約之訴，亦可提起侵權之訴，但不能同時或先后實現兩項請求權。
二是原告有無過錯。對此，審理中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原告沒有過錯，因為原告的個人資料并非原告主動泄露，而是案犯偷窺所得，二者之間有質的區別，因此原告沒有過錯。另一種意見認為，原告的股票交易個人資料只有同福證券部和原告知道，如果原告不泄露出去，盜賣股票的事絕不可能發生。并且，原、被告雙方在協議中約定了保密的義務，而原告方沒有做到合理的謹慎，常帶案犯出入大戶室，在下單填寫密碼時亦未回避，給了案犯以可乘之機，顯然有疏忽大意的過失，因此原告是有過錯的，法庭采納了第二種意見。
三是賠償數額的確定。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侵權損害賠償的責任承擔方式有賠償損失、恢復原狀等。賠償分為兩類，一是直接損失，一是間接損失，并且損害結果與違法行為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在本案中，7月28日同福證券部得知客戶股票被盜賣，7月29日抓住案犯，追回全部保證金和被盜賣股票款，至此，同福證券部為追回損失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被告因其失職行為給原告造成的直接損失有股票被盜賣所支出的傭金、印花稅、過戶費，為恢復原狀買入其原有股票要支付的傭金、印花稅、過戶費，129000元保證金自被盜提至發回之日的利息，共6380.61元。一審判決中的4萬元除了實際損失外，其余部分具有精神賠償的性質。至于原告要求以1994年7月28日的低價與同年9月27日的最高價的平均價為其損失，一審法院認定原告有一定的預期利益，是不合理的。因為：1.股票交易是一種充滿投機性和風險性的行業，它往往受企業經營狀況、經濟、市場等方面的影響，股票價格時漲時落，瞬息萬變。在交易中，即使下了單，也未必能按預定的價格成交。正是由于股票交易的特殊性、波動性，在該類案件中，不宜也無法預定其有可得利益。例如本案中，如果28日以后的股票價格一直下跌，那么可以說盜賣股票還相對減少了原告的損失。2.原告股票被盜賣，證券公司有部分過錯，但已于29日追回贓款，且29日的全部股票價格均低于28日，原告不存在差價損失。至于公安局在三個月后才發回款項，這是偵查部門辦案程序的需要，與證券公司的過錯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且原告的請求在事實上和法律上均無依據，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確的。
四是民事責任的承擔。本案二審法院確認原告是有過錯的，但并未要求她分擔賠償責任，這是因為1.盡管原告有過錯，但該過錯既無主觀惡意又不是操作程序中的過錯，而是疏忽大意被案犯鉆了空子，因此過錯顯著輕微。2.證券公司作為一個專門代理股民從事股票交易的行業機構，其成立經過專門機構的審批，擁有訓練有素的專業工作人員，它必須謹慎行事，因為它的任何疏忽都可能給股民帶來損失。本案判證券公司承擔全部責任，將促使證券公司健全內部管理，規范操作行為。在我國目前尚無證券法的情況下，通過公平原則及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運用，注重保護弱者的合法權益，無疑是有益的嘗試。
責任編輯按：股民的股票被第三人盜賣、保證金被第三人盜提，離不開兩個基本事實：一是股民的身份證號碼、股東代碼、資金帳號等從事股票交易必不可少的個人資料的泄露，使第三人有了可乘之機;二是獲知股民這些個人資料的第三人要實現自己的非法目的，必通過偽造從事股票交易必不可少的相關證件冒充失密股民的手段，利用證券交易部的審證不嚴的漏洞，才能最終實現盜賣、盜提的目的，或者說才能得逞。在這兩個事實階段，對股民和證券交易部產生的各自義務是不相同的，后果也不相同。
在前一事實階段，股民對本人的個人資料、證券交易部對股民的個人資料都依雙方合約及股票交易要求，負有各自保密的義務。不論是誰的故意或疏忽大意造成泄密，均屬違背其義務要求的行為，并應依其過錯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但個人資料的泄露，只是給了第三人可乘之機，不一定就能造成損害后果，其結果是或然性的。而出現了股票被盜賣、保證金被盜提的損害事實，則一定與個人資料的泄露有關，違反義務者自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在后一事實階段，則因交易是為證券交易部所操縱進行，產生了證券交易所嚴格按規章制度審查三證，以保證交易的有秩序、安全進行的單方義務，而且，只要其有所疏忽大意，就能使偽造的證件及冒充的股民蒙混過關而得逞。所以，證券交易部在此階段的有違義務要求的行為，是造成盜賣、盜提的后果發生的直接原因，證券交易部即應對此損害后果承擔民事責任，而不能僅以是股民個人泄密為理由來推卸其責任。結合本例前一個案例，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盜賣股票賠償糾紛案的義務基礎和證券交易部的重大責任之所在，歸責仍然是適用過錯歸責原則。
另從本案來看，原告的損失不僅是交易過戶時相應手續費和被提保證金利息的損失，還應包括原告的一定機遇損失。因為，一方面，自案發后至款退回原告時，股指數確實一直呈上升趨勢，退還日指數仍大大高于案發日指數，而不是圍繞案發日指數來回波動，原告遇到的交易賺頭機遇大大高于交易虧損風險，這是一種客觀事實，應當予以考慮。另一方面，原告因其保證金幾乎被提光，股票被全部賣掉，實際上喪失了進行買進賣出的基本條件，無法下單進行交易，可能有的交易賺頭機遇喪失貽盡，不能不認為原告有一定利益損失。所以，本案存在原告一定機遇(利益)損失的客觀事實基礎，根據公平原則，應當考慮其這種損失，并納入到實際賠償范圍內，依雙方當事人過錯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由雙方分擔這種損失，才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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